中国帝王的变法历代变法为什么大多并不成功

中国帝王的变法：历代变法为什么大多并不成功？

一个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弊端丛生，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下，是大刀阔斧地实行变法，还是兢兢业业地恪守祖宗之制，历代帝王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尽管史学界长期讴歌变法，但历史上的变法为什么大多并不成功呢?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王朝盛衰的周期性现象——哪个王朝都避免不了兴起、鼎盛、衰落、灭亡的过程，于是，王朝的“中期”问题也因之而生。换言之，“中期”就是王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期。表面上看，此间江山一统，金瓯无缺，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国家机器百弊丛生，社会矛盾危机重重，问题成山，积重难返，统治者不甘沉沦，又难施回天之力，整个社会处于焦灼、困顿之中!

处于“中期”的皇帝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苟且偷安，不顾长远，没落的大趋势就无法扭转;如果任用佞臣，胡作非为，王朝就会在下坡路上飞奔，于是，“中期”就变成了“晚期”;相反，皇帝也可以兴利除弊，大胆变法，一旦取得成效，不仅能延长王朝的生命周期，甚至可能重现中兴。但变法的风险也不小，由此激化矛盾，必将迅速崩盘，结果依然是“中期”变成了“晚期”。

可见，处于“中期”的帝王责任重大，举步维艰，怎么办?

(一)

长期以来，史学家热情地讴歌历史上的变法，然而，这种讴歌与史实相符吗?

首先，从秦朝到隋朝，变法并不是王朝中期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皇帝制度确立于秦始皇，经两汉魏晋迄于隋朝，历时八百余年，此间，统治时间最长的是两汉，但并未做过中期调整性质的变法;其余王朝大多短命，兴亡合计不过几十年，“中期”本不明显，更谈不上什么变法了。

其次，唐朝以后，王朝中期变法普遍出现，但效果大多不理想。

从唐朝起，经宋、元、明，直到清朝，多为统治时间超过百年的大王朝，漫长的时光不仅使历史分期得以清晰地呈现，统治者也可以较深入地反思、调整，所以，这些王朝大多进行了中期调整性质的变法。比如唐朝德宗时期的变法、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些变法大多并未成功。

比如唐德宗时，盛世景象已成明日黄花，相反，藩镇割据，雄踞一方，中央政府控制的区域日趋缩小，财政税收入不敷出，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国家政权风雨飘摇。鉴于此，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实行变法，以期扭转衰颓的国势，重现王朝的生机。

德宗变法中最精彩的内容是两税法。两税法改变了原来的纳税依据——从以户口为主，到以户口、土地并重，从理论上讲，这减轻了无地少地的农民的税赋负担，扩大了税源，也体现了富者多纳税，贫者少纳税的平等原则，而且，一年分两次征收，取消了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简化了赋税的征收成本。

但是，两税法实行的结果却是弊端重重，比如在户税部分，政府以钱计税，纳税人交钱完税，而当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限，以致农民卖掉收获物，不仅多受一层商人的盘剥，而且，人人争相换钱，使得物贱钱贵，农民的负担反而没有减轻。再比如，实行两税法以后，土地可以合法买卖，这样一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变法不得不草草收场，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此外，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大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毫无疑问，这些变法具有进步意义，不仅一些有价值的举措为后代继承，促进了古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而且也曾在一段时间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仅变法者身败名裂，还累及国运，间接成为王朝覆亡的替罪羊，这又是为什么呢?

史学界普遍认为，古代历朝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三：

1.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强有力支持。

2.变法触动了实力集团的既得利益，引发他们动用一切资源拼死抵制、破坏，比较而言，变法派的势力相对弱小。

3.变法的举措可能因超前而不尽符合实际，或因变法派操之过急，缺乏冷静耐心等。

其实，上述认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历代变法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换言之，当一个王朝衰亡的命运已经铸成的时候，往往并非人力所能改变。

比如，到了王朝中期，君臣远非开国时代可比。想当年艰苦创业，大刀阔斧，皇帝雄才大略，目光远大，臣子艰苦朴素，兢兢业业。而今文恬武嬉，安于享乐，皇帝也没有了祖辈的威风，根本约束不住臣子的腐化堕落，更何况很多皇帝带头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政治就更不可收拾了。

同时，和平时间一长，人口肯定越来越多，而国土面积的扩张却是有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吃饭问题、就业问题尖锐地摆在统治者面前。古代的中国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单一，基本无力解决上述问题。而且，随着人口的膨胀，官僚队伍必然扩编，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与民争利，无所不用其极，普通百姓越发没有活路了。种种问题的积累，预示着大动荡的不远，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通过体制内的调整，缓和矛盾，扭转危机，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表面上看，变法比革命的代价小，但就难度而言，却远远大于血流成河的革命。因为革命只有一个敌人，大家戮力同心，舍命向前，往往可能死里求生，杀出一条血路。相反，变法是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化解矛盾，达成妥协，要处理的关系堪称千头万绪，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运用极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其难度可想而知。

古话说得好：打铁先要自身硬，而中国古代王朝中期的变法家的群体形象却不理想。比如，北宋王安石领导下的变法团队大多由见风使舵的政客、首鼠两端的小人、贪污腐败的官吏构成。当时皇帝倾向变法，变法成为时尚，于是，一些人前来投机。像变法派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据说王安石对他有“父师之义”，但为了争夺宰相的位置，吕惠卿对王安石无情打击，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位变法干将邓绾本来靠巴结王安石起家，见状立即墙倒众人推，加入到打击王安石的行列中，不久见王安石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又摇身一变，转而攻击吕惠卿，重投王安石。有人指责邓绾无耻，他居然回应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至于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奸臣蔡京，也曾是变法派中的先锋干将。

历代变法派往往有一个难以挣脱的“小辫子”——腐败。他们要重振朝纲，而自己的操守却不干净。王安石变法中，变法派里面不乏腐败分子，借变法之机贪赃枉法，搜刮民财，但王安石本人尚属检点。而明代变法的领导者张居正却不能以身作则，他独断专横，生活豪奢，每餐菜品上百，“犹以为无下箸处”，死后被抄家，没收的财物折合白银近二十万两，良田几百万亩。当然，这很可能是家乡亲人、仆人背着他所为，但他主政期间，三个儿子考中进士，而且名次极为理想——一个榜眼、一个状元，这是偶然的巧合吗?天下的读书人会心服口服吗?这些人推行变法，怎能不让人怀疑其私利的成分，又怎能抵挡得住反对势力的反攻?

史学家还抱怨古代的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有力支持。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代表着各方面的利益，帝王术的基本原则是“平衡”，而不是“选边站”，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变法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必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皇帝统筹全局，自然要随时调整，要想让皇帝孤注一掷，投身变法，本身就是违背王朝政治规则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说王朝中期的变法鲜有成功的话，王朝晚期的变法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危险的举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果不搞变法，一个衰败的王朝尚可维持时日，一旦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可能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比如元末丞相脱脱急于挽救王朝，搞“旧政更化”，推行与汉文化接轨的变法举措，又在经济上减轻人民的负担，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针对通货膨胀进行的钞法改革导致经济失控，疏浚黄河的最直接结果是千千万万的治河民工在工地竖起了反元大旗，最终脱脱成了元亡的替罪羊，被流放并被毒死。再比如清末统治者急于挽救王朝，居然想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结果激发起了民主化的大潮，最终被埋葬在辛亥革命之中。清亡后，有遗老反省，认为如果不搞政治改革，“虽以无道行之，未遽亡也”。 也就是说，即使推行独裁统治，谁反对就镇压谁，也不会那么快地亡国。

可见，变法往往是一剂猛药，而衰败的王朝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如果操之过急，用药过猛，很可能加速其衰亡的过程;即使变法稍有成效，也不过延长统治周期而已，不可能扭转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不是挽救王朝命运的灵丹妙药，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而不宜夸大其作用。

(二)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有一个误区——以派画线，作“一刀切”的评判。比如，受讴歌变法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对历史上的反变法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是阴险的小人等，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汉朝独尊儒术后，历朝实行文官政治，士大夫饱读经典，入仕做官，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反对变法的人，主要由御史言官、学者名流构成，地位可能较高，但大多没有政治、经济的实权，平素以俸禄为生，并非十分富裕。清高自傲的特点决定他们很难跟所谓的“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在历史上也找不到他们受“利益集团”指使或接受其资助的材料。

更不能认为反对变法者都是品德低下的小人。试想当变法派策动皇帝，掀起变法大潮的时候，如果随波逐流，既能使仕途顺风顺水，又可能浑水摸鱼，谋得私利，何苦一反常情，做这种得罪君主、同僚，影响自己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的举动呢?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吗?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肯定，中国古代历朝的反变法人物的道德素养普遍高于变法派。比如在反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人物中，有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轼那样的学者、诗人、政治家，他们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道德修养好，备受打击仍不改初衷，是公认的君子类型的人物。司马光晚年掌权，尽废新法，但推动朝廷礼葬王安石，不抹杀其功绩。相反，变法派一朝得势，便党同伐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仅因为政见不同，王安石就对年轻的苏轼百般排斥，屡进谗言，由此看来，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不昭然若揭了吗?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这些人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来反对变法，站到变法派的对立面上的呢?

其实，这主要应该是治国理念上的分歧。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首创了一个对变法派具有极大杀伤力的“理论武器”——祖宗之法不可变， 成为历代反变法者长期沿用的重要理念。今天看来，这可能是迂腐到极点的观点，因为“变”是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祖宗之法为什么不可变?但稍加分析，就可见这一观点不乏深刻、合理的一面。

每到王朝的中期，即使是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经济窘迫、社会危机、国力衰弱的事实，但他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质问：此时经济形势再恶化，也强于王朝初期的一穷二白，同样一部法，为什么祖宗的时候能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现在就难以为继了呢?换言之，是法坏了，还是人坏了呢?如果是人坏了，歪嘴和尚念歪经，换成什么样的法能解决问题呢?如果是人坏了，不去“治人”，反而去“治法”，岂不是舍本逐末?

中国古代讲究敬天法祖，祖宗是个神圣的观念，哪位子孙敢自认为比祖宗还伟大?汉朝有一个“萧规曹随”的典故，说的是惠帝的时候，曹参任丞相却不积极工作，整天饮酒作乐的故事。惠帝心中当然不满，找人提醒曹参。曹参进宫质问惠帝：“陛下掂量掂量，您才干比得上汉高祖吗?”惠帝不假思索地说：“我哪里比得上先帝!”曹参又说：“陛下看我跟萧何丞相比起来谁更高明呢?”惠帝说：“你好像比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换言之咱君臣俩你比不上刘邦，我比不上萧何，还折腾什么?你无为而治，我恪尽职守，不就行了吗!惠帝豁然开朗，就不怪罪曹参了。众所周知，在汉朝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文景之治，而“萧规曹随”跟文景之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多事，不生事，不扰民，兢兢业业地贯彻好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祖宗之法，难道没有合理性吗?

中国古代历朝反变法的理由还在于“与民争利”。这关系到对国家职能的认识，治国不是经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任何一个政府，都要把维护社会秩序和基本的价值观、追求社会和谐放在首位。君主高高在上，应该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绝不能与民争利，所以，这是颇有杀伤力的指控。

在北宋变法中，王安石受到了“与民争利”的指责，他为自己辩解，强调并未提高赋税标准，也没新设税种，怎么说是与民争利呢?司马光反唇相讥：天下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公家，想让国家富裕又不取之于民，你从哪里取?司马光进而指出，这种观点本来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把戏，如果没有盘剥百姓，怎么会群盗满山，难道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事实也是这样，全国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国家掌握的财富多了，老百姓占的份额自然就小了，等到百姓无以为生，自然要造朝廷的反。

表面上看，王安石变法似乎没有加赋，但他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而推行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保马法等措施触犯了老百姓的利益。他把赚钱的商业、金融业的某些领域由国家垄断起来，成为国家的专利;而把不赚钱的某些“国营经济”改制为民营，把亏损转移到民间。这样一来，国家只赚不赔，而百姓则亏损自负，这不是与民争利是什么?

其实，王安石并没有兑现不加税的承诺，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就是一种变相加税的办法。众所周知，政府中除了官员以外，自然少不了一些从事杂务的衙役，这些人本来由当地百姓轮流充当，由于流动性大，自然责任心不强，业务也不精通。王安石推行“募役法”，不再要求百姓轮流为政府服役，而是按户交钱，供国家招募衙役。表面上看，似乎公平合理，衙役的职业化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百姓缴纳的“免役钱”普遍高于政府雇佣衙役的开支，结余部分就充实了国家财政，这不是变相加税是什么?总之，王安石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

自古以来，老成的政治家重视法制的稳定性、连续性，因而对变法持谨慎态度。当年商鞅变法，反对者就提出了“利不百，不变法”的观点。 意思是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原来的法度。司马光也说过：“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 在他们看来，变法是不得已的事儿，难免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和百姓的无所适从，如果没有较大的利益和充分的把握，就不要冒这个风险，这无疑是有价值的看法。

中国历史上反变法的理由还有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等。确实，历朝的变法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而且难以根除，变法成了某些人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遮羞布，这也是变法多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结党问题更为严重，像王安石、张居正等变法的领导者任人唯亲，党同伐异，不留余地;很多官员投身变法，只是借用这条捷径来实现飞黄腾达的目的，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投机，以致朝秦暮楚，内讧和分裂不断，在这无休止的纷争中，王朝走向没落，而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富国强兵的初衷最终并未实现。

前面说过，即使是保守派，也不否认当时国家经济窘迫、社会危机的现实，他们反对变法，并不意味他们坐视危机的恶化而袖手旁观。一般来说，历朝的保守派普遍认为，挽救危机的办法在于皇帝要以身作则，艰苦朴素，扭转官场风气，还要把好用人关，任用君子、贤人，并且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提高官员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养。针对国家的经济危机，保守派的共同主张是厉行节俭，少花钱，把开支降下来。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君臣一心，政通人和，自然就远离了内忧外患，即使穷点儿，也是个和谐的社会。从理论上讲，这些建议是有价值的，但在实践中，又不免显得迂腐。由此也折射出变法与保守的两难，归根到底，这仍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的结果，换言之，当一个王朝衰败的命运已经铸成后，往往非人力所能改变。

(三)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一个历时二百六十七年的大王朝，其中期明显，问题突出。然而，跟唐、宋、明不同，清朝没搞大规模的中期变法，而是持之以恒地做了“微调”，但效果却相对好得多。

其实，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王朝的中期都没有面临像清朝那样严峻的局面。乾隆以后，国势衰颓，在下坡路上飞奔，到了嘉庆初年，土地集中、经济危机、吏治腐败、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等问题集中爆发，统治者焦头烂额，应接不暇。然而，这不过是历代王朝中期的普遍性问题，嘉庆皇帝还面临着中华民族立国五千年来史无前例的难题——人口爆炸。

就中国历代的人口而论，清朝最多;就有清一代的人口而论，嘉庆朝是一个高点，人口迅速突破三亿，向四亿迈进，称之为人口爆炸毫不为过。当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人满为患，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劳动力出现了剩余，由此造成了粮食供应的危机，饥饿的阴影笼罩着人民的生活，社会矛盾随时可能激化。清政府鼓励垦荒、推广高产作物、严禁酿酒、限制经济作物的种植，但土地面积无法扩大，人口增殖的势头得不到遏制，这些举措都是治标不治本。

到了道光皇帝执政时期，人口终于突破了四亿，问题更为严峻，同时，另一个史无前例的难题凸现出来——毒品泛滥。原来，从嘉庆以来，英国向中国大规模地走私鸦片，至道光中叶，输入量达到年四万箱(每箱120斤)。这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加剧了经济危机;为了走私毒品，毒枭向清政府官员行贿，又腐蚀了国家机器;鸦片还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怎么办?严禁无效，屡禁不止，任其蔓延将导致国家的衰亡，君臣在困顿中一筹莫展。而他们并不知道，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敌——英吉利已经站到了家门口，即将发动侵略战争。什么叫雪上加霜?哪个朝代遇到过这样险恶的环境?

不得不承认，嘉庆、道光以及此后的清朝皇帝创造了一个奇迹——当这个王朝已经注定了衰亡命运的情况下，他们硬是把这个王朝的生命周期延长至了1911年，此间，清朝多次起死回生，长期衰而不亡，这不是一个奇迹吗?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

面对严峻的形势，嘉庆、道光两代君主没有效法前代王朝，搞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而是把求真务实当成为政之道，推行了一系列的“实政”举措。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帝曾说：“皇考实心实政，天下臣民所共见”， “朕御极以来，用人行政，总求一实字。” 要求各级官员事事核实、剔弊厘奸、破除情面、推行实政，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其一，皇帝以身作则，勤政图治。不分春夏秋冬，不论雨雪风霜，每天清晨按时开早朝，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召见大臣，批答奏章，日以继夜。比如，嘉庆十三年五月初五，嘉庆帝上朝，部院大臣谁都表示没有公事上奏。嘉庆帝十分奇怪，突然，他想起来了，今天是端午节，立即表示端午节不比新年，是个一般性的节日，应该照常办公，并让军机大臣下发上谕，向各级官员申明这一点。还有一次，嘉庆帝到景山祭祀，回来已经是下午了。考虑到皇帝奔波劳苦，天气又热，候见的大臣就回家了，呈上的文件也撤回去了。嘉庆帝得知此事，十分生气，将一些大臣交部议处。

其二，坚持恤民的原则。遇到水旱灾荒，能及时救济，并能豁免灾区的钱粮，遇到国家庆典，也能想着给老百姓一些实惠。比如，嘉庆二十四年，因为皇帝六十大寿，决定豁免天下拖欠的钱粮。国家不富裕，勉强举行一次，各地为豁免的比例争吵，互相指责。嘉庆帝知道后，批了八个字：“损上益下，朕之愿也。” 意思是不跟地方计较，国家受点儿损失，老百姓得些实惠，我愿意!就照原来上报的数字蠲免。

嘉庆、道光两代君主都严格限制地方官进贡，嘉庆帝规定地方官只能进贡土特产，比如水果、茶叶、药材等。道光帝干脆连土特产也不让进贡。地方官劝他说这些土特产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钱。道光帝说：一点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点儿，百姓就少受一点儿负担。而且，不远千里，送到北京，运费太贵，浪费更大，暴殄天物，想想都心疼。

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说：“朕所宝者，惟在时和年丰，民安物阜。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实所鄙弃。” 道光帝更是引用古代圣贤的话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百姓富足，我皇帝能穷吗?百姓贫穷，我皇帝能富吗?一位帝王能有如此境界实在难得。

其三，厉行节俭。希望以此带动官场风气、社会风气的转变。嘉道两代君主都很节俭，比如，嘉庆帝修陵寝，考虑到南方采办楠木花费太大，也很扰民，指示使用北方常见的红松。道光帝更是节俭得出格，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御膳不超过四样菜肴，嫔妃除了年节以外，不得穿锦绣的衣服，不得吃肉，不许使用化妆品，其生活水准恐怕不及富商大贾的排场。

其四，适度变法。比如开始转变国策，更信用汉族官僚。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不乏戒心。从嘉庆朝起，对此有所调整，这既扩大了统治基础，也让陶澍、林则徐这样的有才干的人脱颖而出，对王朝渡过难关作用不小。再比如搞局部的经济改革，如海运漕粮、盐法改革、允许开矿等，都收到了实效。

其五，严格执法，惩贪奖廉，约束亲贵等。比如广兴本是嘉庆帝的亲信，但因贪赃枉法被执行了死刑。豫亲王强奸使女，被道光帝处以终身监禁的刑罚。同时，提拔了不少操守清廉、明达干练的官员。据史书记载，此间的社会、官场风气较为简朴，跟很多王朝比较起来，官员大多能兢兢业业，积极工作，很少攀比服饰车马，偶尔酒席宴请，并不奢华;官僚子弟、王公贵族也较为收敛。

读者可能会问：嘉庆、道光两代君主的这些举措足以扭转王朝没落的大趋势吗?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举措不足以使一个没落的王朝的命运出现根本性的转机，但是，他们把传统体制的潜力挖掘到极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更重要的是使得王朝的威信未倒，人心未散。当道光王朝落幕，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的时候，士大夫阶层没有赞助太平军，而是与清王朝站到一起;当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然后挥军北伐的时候，北方的老百姓没有热烈地迎接太平军的到来，他们至少在清军和太平军之间采取了中立立场;而汉族士大夫的代表曾国藩异军突起，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此后，由于人口压力、吏治腐败、财富不均等问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所以，清朝走出了衰落的难关，迎来了一个枯木逢春的“中兴”的时代，这真是中国王朝盛衰周期中的一个奇迹!

总之，变法是不得已的举动，尤其是到了王朝的中期、晚期，如果大举变法，其力度、深度很难把握，一旦矛盾激化，危机爆发，可能难以收拾。由此看来，清朝中期的统治者推行实政、关注民生、以身作则、抓住机遇、适当改革的经验是有价值的。

创业维艰，守成亦难，处于中期的皇帝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们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结果利弊交织，成败互见，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此外，历代皇帝还有一个耗费行政成本较大的举措，虽不能说完全徒劳无益，却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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